心理師,能為我做什麼

文/陳永儀(國際心理學家)

 

{星期四,晚上七點}

小妹跟爸媽一家三口準時到了診間。爸媽都是上班族,願意把時間預留出來,準時參加家庭治療,在行動上顯見他們對這件事的重視。

「Amy,這週過得好嗎? What’s on your mind ?」Amy從小在美國,在雙語的環境長大。類似這種成長背景的年輕人,有許多人在長大後,雖然英語能力大都好過中文,在找心理師的時候,還是很希望找到會講中文的心理師。

除了語言方面的熟悉度,他們可能認為會講中文的心理師,對他們的家庭與文化,會比較了解。在雙語的學習與應用上,有一種現象稱做:語碼轉換(code switching),就是說話的人可以在兩種語言之間迅速轉換。我本身也會有這樣的現象,但通常在特定場合,我還是會盡量、刻意地使用單一語言。跟Amy 對話,我容許自己在兩種語言中轉換,因為那也是Amy熟悉的方式,應該會讓她覺得更親切、更自在一些。

「A lot」,Amy說,然後馬上幫我翻譯:「很多。但在我來之前就有想好要討論些什麼,還是你覺得要討論什麼最近發生的事?」

Amy年紀雖輕,但主導性很強。

診間不是法庭,重點不在對錯或堅持,而在對方的態度與做法背後的意義或動機。對方急的時候,我不能被影響,跟著急起來,對方強的時候,我要繞過這強勢的態度,看看它的後面是什麼。有些時候,病人也需要被挑戰一下,但這通常要在關係有些基礎之後,也要視情況而定。

「都可以啊,看你。」我完全是以對待成人的方式在跟Amy互動。

「不過,我想你事先準備好要講的,跟你最近在想的,應該有些重疊的地方?有的話,或許可以考慮從有重疊的地方開始?」我以過去經驗做了個假設。

「重疊的地方?」Amy好像覺得沒這樣想過,眼睛轉啊轉地想了一下。

「對耶,是有重疊的地方,還蠻多的!」她燦爛地笑了起來。

我做了一個手勢,請她隨意分享。同時餘光也注意到坐在旁邊的媽媽,她有點坐立難安,幾次想要講話,卻欲言又止。

「他們覺得我不交朋友,脾氣不好,又太緊張。」Amy 用手指著坐在她旁邊的父母。

這手一比,話一說,父母再也按捺不住了:「我們覺得……你自己不認為嗎?那你又自己要來找心理師,難道是因為我們說的話?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聽話了?」

我現在知道Amy的語言、邏輯、組織能力,都是從哪裡來的了……我心中的疑問,也馬上從父母的口中被問了出來。

「Amy,我想先問你,上次你來的時候有說,你做了研究才找到我,我很想知道,你認為我能為你做什麼?或者,你想要我為你做什麼?」我問。

Amy的眼神突然定住望著我,目不轉睛地直視著我:「你能為我做什麼……Dr. Chen,你願意為我做什麼?」

「我願意為她做什麼?」在記憶中,這還是我第一次被病人用這麼直接的方式,問這樣的問題。有的時候,我願做很多,但能力有限;也有的時候,我能力足夠,卻缺乏意願(這時就不能接這個病人,或是需要轉診,因為病人的福祉會被影響);更有的時候,我能力與意願都有,但卻礙於法規、專業倫理、界線,必須止步。

「我願意為Amy做什麼?」這個問題,我要誠實誠心地回答,不能給予不

切實際的期待,也不能泛泛地回答,敷衍她。

「Amy」,我也緩下腳步,凝視著她:「我願意聽你說,了解你,陪你走一段。在這過程中,我願意跟你討論,一起嘗試釐清任何困惑,解決問題,希望能夠往你想去的方向邁進。」我誠心地回答Amy。

Amy 低下頭,再抬起頭時,眼睛充滿了淚水。

「我不知道從何說起……我心裡有好多感覺,有些講不出來,有很多混在一起。」我感覺,就在這一刻,我跟她建立了某種程度的連結。

「沒關係,從現在,這時候開始說。」Amy 的媽媽在旁邊,眼淚也留了下來。

爸爸則是雙眉緊蹙,眼睛看著地上。

「今天,在學校自由活動的時間……我再度覺得自己不知道要做什麼,這是我最不喜歡的時候。我看著班上受歡迎的人聚在一起,大家都想加入。不同的groups,有不一樣的氣氛、活動、互動。我就是看著這一切,其實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好,但是我知道別人會覺得我很奇怪,老師可能也會擔心或同情我。」

 

父母教養模式,對孩子社會化的影響

青少年,是多麼具有挑戰性的階段,特別是對一些非典型或非主流的孩子們來說。社會化(socialization),是孩子學習與同儕有效互動與相處的過程。這時候,融入群體和發展自我,是要共同進行,也需要相互平衡的。

人們首次在人群中感到孤單、失落,恐怕也是在這期間。過去許多大型、跨文化的研究都一致顯示,親子之間的正向關係,如支持、溫暖、親密感、凝聚力等,在青少年時期都會下降,不過,到接近成年時又會回升。這是他們摸索、獨立、嘗試的階段,也是情感的敏感度與經歷增長迅速的時候。父母有的時候在旁邊看著,會不忍心讓孩子經歷這些,但這卻是成長過程的必經之路。

父母的教養模式或親子風格(parenting style),對孩子的社會化也有相當大的影響。親子風格大約可以分成這四種:民主權威型(authoritative)、放任型(permissive)、威權專制型(authoritarian)和不參與型(uninvolved)。

在民主權威型的教養方式中,父母會為孩子設立清楚的規範,但同時也給予應得的尊重。相對地,威權專制型是嚴格而不民主,也缺乏尊重。放任型的父母角色比較像是孩子們的朋友,通常是不設立規範,或是設立規範卻不執行,犯規了也沒有後果。不參與型的父母不太知道孩子的狀況,也不會花很多時間跟孩子在一起──可以想像,這是四種方式中最不建議,也在各方面效果最不好的一種方式。

針對孩子社會化的過程與學習,研究顯示民主權威型的風格是最好的,接下來是放任型,再來是威權專制型。

我不知道Amy父母的教養模式,也不知道他們之間的模式是不是一致,但這不是Amy跟我的看診或治療目標。我的首要目標是了解她的感受,幫助Amy經歷它,進而更了解自己,也了解自己在這個社會中的定位。當Amy敘述她的感受時,我自己剛從台灣到美國時社會化的經歷,也從遙遠的記憶中被勾起。我跟Amy分享、核對,一同討論這些過程與感受。

在這次看診結束時,我也給了Amy一些功課,讓她可以在接下來的一週當

中練習。離開時,我習慣性地說:「下週見,Amy。」走到門口,爸媽先出去了,她卻停了一下,回過頭來跟我說:「你可以叫我『妹妹』!」

她跟我都笑了。

就是這種時刻,讓我感到心理師的工作是這麼的特別,人與人之間的連結,是如此奇妙。這也是為什麼我是這麼地珍惜看診的經歷與過程。

 

本文轉錄自:《感情這件事:五種角色,在愛的學習中遇見心理學家》,三采文化出版